02月26日讯 托纳利接受共和报专访，敞开心扉谈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赌瘾。

你记得第一次下注吗？

“不记得了。那是在17-18岁时变成了一种习惯。当它开始占用我大量时间时，就变成了常态。因为是在线投注，我与外界隔绝，把自己封闭在壳里。”

你一直都很内向吗？

“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不会。在队友和体育环境中会。不是因为不信任，而是习惯：从小我总是最小的。和比自己大的人一起成长，很难让自己变得外向。在布雷西亚的头几年，我把自己孤立起来，不跟任何人分享我的想法。”

你一直都想做足球运动员吗？

“这是我最早的梦想之一，也足够了：其他的我都放下了。小时候，在米兰的Lombardia1，我是最厉害的，在皮亚琴察也是，尽管我个子最小。但在布雷西亚，我必须克服一些困难。不过，我的热情、乐趣以及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，让我明白自己比一般人更优秀。”

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赌博变成了瘾？

“其实我可能从来没真正意识到。当一个人陷入那种情况时，很难问他是不是病了。他永远会说‘不’。即使他感觉并非如此。他无法想象自己有那个问题，所以倾向于隐藏它。”

这种无意识的逃避和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有关吗？

“在离开球场的几个月里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心理医生在一起。他的工作是让我明白我怎么陷进去的。通常，人们在失去某些东西时才会明白：家庭、工作、薪水。但在我的案例中，经济上的宽裕让我没有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这是一个艰难的恢复过程。我不能服用特定的药物，因为95%的药物都会让我在反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，所以一切都是心理上的治疗：持续了几个月，与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一起。”

禁赛对你来说是决定性的吗？

“头两个月我与世隔绝，然后回到生活中，每天训练却没有比赛，我明白了自己正在为过去所做的事付出代价。”

英格兰对你帮助有多大？

“很大。队友和教练一直把我留在团队里，工作人员和管理层也是如此。纽卡斯尔的球迷和对手的球迷从未评判我。这里的人尊重每个人的问题，他们不会揪着不放，而是尽力帮助你。最大的帮助来自罗马Gemelli医院精神科主任加布里埃尔·萨尼教授、我的家人、朱莉娅、安德烈亚·罗密欧和他的家人——他们就在我身边，还有我的经纪人玛丽安娜·梅卡奇和朱塞佩·里索。这件事让我和他们的关系更加牢固。”

手机会成为一种毒瘾吗？

“过去一年里，有6个月我没用手机。当然，我感受到一种自由：即使没有它，我也觉得没问题。以前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都离不开它，现在我出门时才拿，回家就放下。只有妈妈、爸爸或某个家人给我打电话时我才会再拿起来。我和社交媒体的联系也很少。”

禁赛期间的生活怎么样？

“第一个月我在意大利和英格兰之间旅行。我从未接近抑郁，因为我立刻开始自我调整。每周三次在线咨询，每月一次面对面会谈，我一次也没落下。我们总是讨论前一天的情况，有三项具体任务：一项关于我自己，一项关于赌博，最后一项是总结。意大利足协组织的16次会议，我在意大利完成：禁赛的前6个月后，我去了巴里、罗马、佛罗伦萨、米兰、维罗纳。我会见了一些球队的年轻人和管理人员。”

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？

“12-13-14岁的孩子们会问类似于‘你对阵过的最强球员是谁’。成年人会问你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。在足球学校，他们想知道我成功的秘诀，我知道光靠天赋是不够的：一千个有才华的孩子中，很多都会迷失。”

最感动的会面是哪次？

“在纽卡斯尔，一家生产海洋燃气管道覆盖物的工厂。我去那里是因为在英格兰赌博很普遍。有人在禁赛几个月后对我说：‘因为你的事，我戒掉了赌博。’他们是多年的赌瘾者。一个意大利人告诉我，一个员工每月赚2000英镑，但有时为了养家需要加班：因为他把太多钱扔进了赌博。”

现在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榜样吗？

“赌瘾者不会谈论它，但如果他敞开心扉，就能有所行动。开口是最难的。你永远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失败者，但真正的帮助是敞开心扉。”

你经常回想过去吗？

“我有时会想到我本可以去国际米兰。我从未接受过：不是因为它不是一支强队，而是我觉得自己无法100%开心。每天都在讨论这件事。我和我的经纪人联系，疑虑很大。那是我不想翻越的一座山。保罗·马尔蒂尼的电话改变了一切，他让我感到开心，我说：‘要么去米兰，要么留在布雷西亚。’对米兰的这份感情是我爸爸传给我的。我小时候用加图索的红黑杯子吃早餐，杯子坏了时，我逼着妈妈一点一点修好它。当转会成真时，我请求里诺允许我穿他的8号球衣。”

在你的第二段人生中，托纳利是谁？

“一个能和所有人交谈的人：和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和不需要帮助的人。一个更乐于助人、更慷慨的人。不再只是在球场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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